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家们有“原罪”，就像封建社会家庭里小妾生的孩子，我们再努力干也没有用，因为你不是嫡生。但我们没有办法，还得努力干，因为我们肩上挑着担子，一面是亲人和家庭，我们知道不能后退，后退一步，踏伤的是自己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所以我们不退，因为不退我们成功了！我们另一面挑的是国家和民族，我们也知道不能退，后退一步，中华民族就完了。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却不得不背负着历史莫名其妙的骂名。
2009年的暑假，母校人民大学邀请我去暑期的博导培训班上课，班上大多是知名院校的领导和博士生导师。我应邀做了一个演讲，题目是《管好我们的家族企业》，主要向大家介绍了家族企业的成长历程和产权制度的变革。演讲之后是问答时间，大多数人问的是和课程相关的内容，但是有一位知名商学院的博导，他走到讲台前直接和我对话，他的问题是：“既然你把家族企业讲的这么好，那么你怎样来解释家族企业的‘原罪’问题？”
我首先和他辨明，你所说的“原罪”，是不是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20多年时间，像我、冯仑、杜厦、武克刚等民营企业家手中财富的迅速积累，有的人认为这种财富的快速积累是血淋淋的、不道德的，所以将其定义为“原罪”。我问那位教授，假如这就是你所说的原罪，那么我提醒你，就在这个原罪最大量、最集中积累的时期，中国还有一件家喻户晓，涉及到几亿人的事情，3500万国营企业的职工下岗，他们大多是40、50人员，下岗后不知所措，艰难生活。
在我的《中国模式——家族企业的成长》一书中，提到我当兵时一个班的战友高尔达，国企下岗后由于没有钱供孩子上大学而服毒自杀。当时确确实实有许多人穷困潦倒，活得没有尊严。
1975年元月，我和尔达等呼和浩特的一群年轻人，乘同一列火车去北京当兵。进入军营后，我和尔达是一个班的战友，我们睡在一个通铺上，吃在一个盆里，经历了三年多的军旅生涯，感情十分要好。1978年4月我们一起退役，又是同一列火车把我们拉回了呼和浩特。我于当年考上大学，走上了做官继而从商之路。尔达没有上大学，他成为内蒙古化工厂的一名工人，很快开始了他娶妻、育儿的生活。他的爱人是蒙古族，按国家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所以他有一儿一女，生活十分幸福。由于我们的生活道路不同，我们之间联系渐渐减少了，但心中都时常牵挂着彼此。
他曾是那样的被我们羡慕，但是很不幸的是高尔达和他的爱人双双下岗，他的家庭陷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窘境。2001年8月我回到呼和浩特，参加战友聚会。他说一定来参加，但他来晚了。他告诉我说他下岗了，刚才给别人用小车推土，推一车土可以挣到几块钱。我们一起唱当兵时的歌，又回忆起当年在一起的日子。喝了很多酒后，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郭凡生，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儿子也会上大学，也会过跟你们一样的生活。“他为此很自豪，我们也一起为他将要考大学的儿子干杯。
这次聚会后过了几个月，我突然听说，他服毒自杀，所幸被及时抢救过来。轻生的原因是他儿子考上了大学，而他付不起学费。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又难过，立刻打电话安慰他不要着急，我们一定会帮他的儿子上大学。后来我回到呼和浩特拜访了尔达，我没有和他聊太多，因为在当时的状况下，聊再多也没有用，而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就是要少说话，快离开。记得我给孩子留下学费，就走了。后来，他儿子很努力，在大学读书成绩也不错。
遗憾的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完。
2006年5月，尔达为了让小女儿也上得起学，从呼和浩特跑到包头市，去给一个学校下夜（值夜班）。他告诉我，他会为自己的孩子挣到学费。但是没有多久，他爱人来电话，说尔达突然得了严重的肠梗阻必须动手术。然而他躺在医院里，由于缺少医药费，医生拒绝为他治疗。她哭着求我一定要救尔达一命，我放下电话，立刻就给我们78级财政专业的同学郝占魁打电话，因为他在包头市一家银行做行长。两个小时后，他赶到医院交了费用，仔细叮嘱医生要全力抢救，后来我给他钱时，他多次拒收。
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断打电话，询问手术情况。他们告诉我，手术后情况时好时坏。大概十几天后，尔达妻子告诉我，尔达必须做第二次手术，而且还需要再付几万元医药费。到这时，她已经不好意思再向我开口要钱了。但他的儿子顾不得这许多，他对我说，“请救爸爸一命”，甚至说，“郭伯伯，我们愿意把家里的房子抵押给您”。我对他说：“不要这样，除非我们穷到没有治病的钱，到那时，我们就算是把两家的房子都抵押了，也要救你爸爸。”我马上又打电话给郝占魁，但他当时上班的地点搬到了呼和浩特。他说，第二天他回去，立刻就办这件事。这样，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算稍稍放下。但就在第二天上午，我记得我是在出差的汽车上，接到尔达妻子的电话，她说，钱不需要了，尔达已经走了。虽然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但还是觉得非常突然。
让我最难受的是，我知道，尔达走时没有闭上眼。因为，乞求活下去是人的天性，尔达也是一样。如果当时钱到了，有人告诉他，很快要给他做手术，他就会带着一丝求生的希望离开我们。我最难过的是，当他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还要盼着医药费，而且他还知道这笔救命的钱没有到来。让我最遗憾的是，为什么钱没有在尔达走之前到呢？那样他会走的安详些，会走得少一些牵挂。
我问那位教授，我说你告诉我，高尔达服毒自杀跟我们有关吗？高尔达因为没有医药费延误治病而逝去跟我们有关吗？他说，郭先生，跟你们没关系。我说，你错了，高尔达服毒自杀、无钱治病，跟我们有关系。所幸的是，3500万下岗工人中大多数人没有陷入这样的窘境，今天他们还能幸福的、有尊严的活着，是因为有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让他们找到了就业的机会、做人的尊严和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你讲我们有原罪，我告诉你，我们早就还完了。
我希望在我以后的生活里，在我们以后的社会里，不要再发生像尔达这种不幸。然而我知道，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
民营企业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创造出了中国经济的奇迹，它的效率几乎是国有企业的10倍，也就是说，国营企业10块钱做到的事情，民营企业1块钱就做到了。
民营企业在国家不到20%投入的情况下，创造出70%以上的GDP、80%以上的GDP增量、80%以上的出口，贡献了60%以上的税收，解决了80%以上的就业。而且民营企业在专利的申请、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研制方面也遥遥领先于国有企业。
通过这些数据，我想问：难道国营企业高于民营企业10倍的浪费就不是一种“原罪”吗？1块钱可以办成的事情用10块钱办成就不是一种原罪吗？
中国的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透彻，比如原罪与剥削、贫富分化问题、企业家财富过分集中的问题。但是我想，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用“猫论”来解决，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解决就业，促进经济繁荣，能为社会解决一个就业，多创造一份财富，就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