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主要是指生产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营运特征，如一块土地是建房还是种玉米，这就是不同的商业模式。而种出的玉米是做饲料还是做药，做出的药是自己营销还是找专业渠道营销等等，都是商业模式。更多属于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问题，它属于企业竞争中最浅层次的问题，必须简单明了，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很难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商业竞争中，同样的商业模式许多企业在用，比如开个川菜馆、美容美发等。但总是少数成为佼佼者，相当一部分都失败，这其中的原因大多归于采用相同商业模式做企业，在商业制度上的运行差异，也可以说他们采用了不同的商业制度。商业制度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们物质利益分配的准则，是生产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它决定着为谁生产的问题。如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三级所有，农民不是为自己干，所以不努力，每亩地打二百斤玉米。而在包产到户当年，生产过程中老牛、农民、土地、农作物未改变，春种秋收的模式也未改变，打的玉米却一下上升到亩产400斤。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其商业制度变了，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干多干少一个样，变成了勤者多得的，为自己种地的包产到户。因此，坏的商业制度可以把聪明的人变笨，勤劳的人变懒，甚至把好人变成坏人，而好的商业制度完全可以把笨人变聪明，懒人变勤劳，甚至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

       因此在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商业模式对商业制度有着明显的依赖性，商业制度的水准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或衰弱。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强大，主要因为是改变了商业制度而不是商业模式。包产到户、国企改制都是商业制度的重要变革，而很少是商业模式进化，国企100元做不到、做不好的事，私企用10元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这主要是因为国企大锅饭基本都不是为自己干，所以不会尽心尽力。而私营企业老板为自己干，所以全心全意，这样空前地提高了效率。改革开发以前，中国当年的问题不是商业模式问题，而是商业制度的问题，显然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遇到的是依然是商业制度的问题，而不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包产到户、国企改制更多属于恢复性的商业制度变革，而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商业制度问题，是必须私企改制，这种改制属于创造性的，全世界企业都面临同样的根本性问题，谁在这个方面迈出了创造性的第一步，谁就会变得更为强大。

        传统私企资方拿走所有利润，劳拿工资，利高则工资低，工资高则必然冲击利润。劳资争取的利益不是同一目标，而是对抗性冲击的双方，所以劳资矛盾是如今商业制度中最本质的冲突。

       劳资冲突使企业生产大量臃员，生产过程中增长费惊人，使生产企业因劳资冲突损失的财富甚至超过利润，这是任何商业模式都无法解决的根本性利益问题。人类必须改变工业革命之后又延续几百年的商业制度——代理制，变二权分离的代理制为所有权、经营权、受益权三权共享利益的共享制，才是最终出路。而这种制度的变革，方向是身股与银股相结合、身股为大的制度变革——建立共享制的股权激励。

        我曾问一个著名企业家两个问题：如果你从创业至今，手下有本事的人一个都不离开你，你今天的企业会有多大？如果你的员工干企业的活能像干自己家的活一样认真和努力，你的企业今天会有多强？面对我尖刻的问题，他无语了。事实上，这些年有本事的人一批一批地跳槽，从来没有把公司的活当作自己家的活干过，显然不是商业模式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用商业制度来解决。伟大的商业模式应该产生在这种制度之后，而不是这种制度产生在商业模式之后。

       互联网的发展，就是商业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商业模式的后代。互联网的发展主要依靠了风险投资VC的支持，风险投资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商业制度，那就是让有能力、有知识、有管理经验的劳动者出力占大头，风险投资投大钱却占小头。这样创造了商业模式的一个重要变化，不是代理制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而是实行了共享制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合一，比如百度的李彦宏、腾讯的马化腾，他们就都是在这种制度中成长。慧聪的成功更多的也得益于这种制度的支持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