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我与IDG的渊缘，要追溯到1994年，那年我相识了IDG的创始人周全、熊晓鸽等哥们儿，并成为挚友。我开始详细了解国外资本市场的情况，他们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1999年，当我知晓中国将加入WTO，我可能到海外上市，从而绕开A股对民营企业的阻碍时，我拿进了IDG的第一笔风投——2600万元人民币。

说起来，其中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当年IDG中负责我这个项目的哥们儿叫杨飞，十几年前他就任职于广东证监会。那晚，杨飞说：“老郭，公司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要20%的股份要出多少钱？目前公司是2000万的净资产，你说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吧？”我当时壮着胆子“冒喊”了一句：“老杨，想要20%的股份，最少得300万美元。”老杨说：“行，这个不谈了，我同意你的估价。” 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这将近3000万元人民币。我在心里窃喜，20%的股份就值3000万元，如果是100%呢？我的公司就值1.5亿元了。我只有2000万元的有形资产，你IDG花3000万元占我20%的股份，相当于几百万元买我的有形资产，几千万元买我的无形资产，我觉得赚大了。于是，我们俩总共十几分钟，便拍手成交。

没多久，互联网大潮涌到中国。我考察了美国的情况，怎么做网络，我不太在行，但是如何运营，我是了解的。做互联网业务一定要再用别人的钱（风投），这个任务还由IDG负责。几个月后，我用整体股份的8%，拿进了1000万美元的风投。这样一算，之前的一轮融资我亏大了，前面的交易一定是卖便宜了。有一天跟老杨一起喝酒，每人喝完半瓶二锅头之后，我问老杨：“我当时如果不是要300万美元，而是要400万美元，你会怎么样？”老杨说那也会给你，问题是你自己没有要那么多，我们也不好意思给你加价。后来，老杨安慰我说，正是因为他们先进来了，然后第二轮我的8%的股份才能拿到了1000万美元。资本市场有风险，相差一个点就是许多钱，想拿风投，你的估值特别重要。

后来，2000年4月，我拿入了日本企业Hicari的第二笔风险投资，依然是1000万美金。当时，我的慧聪准备去纳斯达克上市。但是，在2002年，因为纳斯达克的市场情况和慧聪在上市的某些方面严重受阻，使我们转而考虑在香港的创业板上市。2003年，在纳斯达克网络崩盘期间，慧聪凭借其优秀的利润表现，在香港创业板上市，一举创造了126个百万富翁。

慧聪在香港上市

2004年，我为了支持中国搜索的发展，对它进行分拆。我在香港创业板用一周的时间增发了6000万港币。2004年底，我主持并支持中搜从上市公司中分拆，并成功进行了三轮私募。为保证中搜分拆可以实施，我放弃了自己在中搜中18%的股份。

2005年，我主持慧聪华媒电视业务从上市公司分拆进行私募，但在美国上市失败，我便将公司半转让、半赠送给了创业团队。2005年，我成为纳斯达克上市公司金融界的独立董事，并在上市后的董事会上成功决策，将上市募集的8000万美金，按当时1:8.3的汇率，全部结转汇入大陆。这是人民币最高估值时期的事情，以后人民币的汇率不断上升，仅此一项，为后来的金融界创造了几个亿人民币的收入。

2007年，我本打算引入美国某上市公司作为慧聪网的战略伙伴，但因其无耻，而最终失败。但在这次引入战略伙伴和把这个无耻的美国公司清出慧聪网的过程中，IDG的弟兄们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一路走来，我与IDG相互扶持、共同发展。在周全给我的信中，他提到“很幸运，能与我这样的创业者共事”。我也希望IDG能发展的更好，但目前IDG遇到企业传承的问题，也是众多企业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