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书院新闻 > 媒体声音

《意见领袖》专访郭凡生——草根老板与书院先生

时间:2017-09-28 来源:慧聪书院
分享到:

在北京中关村大街15号,这个被现代高耸建筑包裹的繁华地段中,慧聪书院四合院就这样静静地坐落其中。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早在1992年起,就已经开始在这里见证着中关村的变迁。那时,刚刚下海的他,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越大街小巷,将中关村的商品报价收集起来印成小册子,分发给前来买电脑的客人。凭着对商情的敏锐捕捉,这本简陋的小册子帮助郭凡生顺利起家,并带着以7万元创业成立的慧聪逐步发展成为了资产超越10亿的网络资讯公司。

主持人:您1992年的时候就开始在中关村创业了,那个时候你的公司还叫北京慧聪公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看到现在中关村的情况,跟当年肯定有很大的不同,您有预见到今天中关村会变成这样吗?

郭总:中关村变成这样就是中国变成这样,中国变成这样,可能谁都没有预料到。但是中国会变好,我们是预料到的。慧聪原来是做商情的,慧聪商情是中国做IT的人都知道的。慧聪商情从纸上的B2B变成互联网上的B2B,当中的转变是非常大的。我们当年做商情的时候,中关村做商情的公司最少有十几家,我们是第一家做商情的,后起的公司都跟我们竞争,现在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只有慧聪在幸福的活着,因为我们完成了从传统纸媒的B2B向互联网的转型。而且今天中国的传统企业成功转型互联网的公司,慧聪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其他公司所谓的传统转型都没有完成。原来我们的纸媒体占80%的营业额,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占90%的营业额,我觉得这一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在那么早的时候是怎样想到要做商情?

郭总:我原来在国家体改委做研究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设计“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那时市场的价格是管制的,我们一直强调要把市场放开,要让用户的买卖、采购来决定我们该怎么管价格,就是市场管价格,不要让政府管价格,而市场管价格最重要的就是把信息披露。当时在北京一个G25的摄像机在这个店卖3500元,在那个店卖4500元,不知道的人就买贵了。那我们就做个最低报价,我们通过《北京晚报》、《计算机世界》等把北京几百个店的IT和家电产品的价格采集到一起,经过数据处理,把最便宜的那个店登出来,这个店一登出来,就逼着卖得贵的店的价格往下降,这就是经济学里讲的完全市场。完全市场有两个特点:一是没有垄断,二是没有信息组织。垄断的问题是国家需要解决的,打破信息组织则是从我们开始的。现在总结中关村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IT市场的原因,人们经常总结某些企业的成功,其实慧聪商情是最重要的,因为当时中关村不生产一台电脑,但是全中国最便宜的电脑就在中关村卖,为什么在中关村卖呢?除了这里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之外,就在于中关村的价格信息最透明,这就是中关村的电脑市场的创立。现在这个市场已经从中关村,从海龙大厦转到了互联网上,那慧聪也就转到了互联网上。而在这个过程中,做市场组织、价格披露的商情的媒体,包括像《计算机世界》这样最重要的IT媒体全都倒闭了。

主持人:所以回顾到当时1992年,您刚刚创办慧聪的时候,那时可能用电脑的人都很少,您又是做商情的,那客户愿意掏钱买你的信息吗?那时是不是还得一家一户去跑?去说你来买我的信息吧,这个过程您是怎么把它做起来的呢?

郭总:我们一开始是把中关村这几百个店的各个产品价格抄回来,你不能不让我抄价格吧?

主持人:那时还没有大数据呢。

郭总:对,我们拿数据库把价格进行处理,比如,这个企业卖AST286,那个企业也卖,我们把数据一处理就可以发现最便宜的价格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把商情整理出来再进行派发,商情是不要钱的,人们可以免费拿这些商情进行对比。

主持人:派发指的是就在中关村的大街上发传单的这种形式?

郭总:中关村谁想买电脑就给谁啊,用户看了之后就会找便宜的。厂家就来找我们,我们当时是一个礼拜一期,一年50多期,我记得一个很大的IT厂商要把我们一年的封面全包了,我说不行,你最多做8期,我要把封面留给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如果让你把封面全包了,就又形成垄断了,价格又上涨了,这不就有问题了嘛。很显然我们是通过市场机制淘到了第一桶金,没有任何的寻租和垄断。

主持人:那当时您做了商情,于是十几家公司都开始做商情了,做法一样吗?

郭总:做法一样,但是制度不一样,他们学我们,商情的产品可以学我们,发行的方式可以学我们,找企业的谈判方式也可以学我们,但是劳动股份制他们谁也没学会。当时有达成、六合、联合商情等,他们全都是老板制。

主持人:1992年的时候可能是刚刚开放,商品经济刚刚开始萌芽的那种状态。您之前在体改委从事研究,怎么就想到要辞职下海呢?怎么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商机在未来一定会大爆发呢?

郭总:实际上我是1990年3月下海的,在整个体改委体系中,我是第一个下海的,我比冯仑他们都早多了。

主持人:当时是揣着7万块钱,在那个时候7万块钱也不少了。

郭总:那个时候我挺有钱的,当时我写了很多书,我每个月的稿费都比工资高两三倍。

主持人:那时的工资可能也就一百来块?

郭总:一百来块,二百块钱。但是我的稿费之类的很多,另外我还跟一个叫舒晓明的朋友借了点钱来创办的慧聪。创办慧聪最重要的是慧聪的体制,我在创办慧聪之前,在内蒙工作,我在内蒙党委研究室的时候,负责当时内蒙古国企和集体企业的改革研究,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就找到了晋商的发展模式,坚信了劳动股份制的特征。为了这项研究,我们又跑了很多地方,发了上万份文件,我们就建立了坚持劳动股份制的这种信念。办慧聪的时候,我出了一半的钱,那四个体改所的同伴出了另外的7万块钱。我说,第一,我是老大,你们都听我的。第二,咱们实行劳动股份制。你同意做劳动股份制就来,不同意就别来。我们在章程里就规定,分红的70%分给企业的员工,30%是股东享有。

主持人:这么早期的时候就实行这种体制了。

郭总:我们第一次给员工分完红,有个员工分了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员工辞职走了,等我们问他,你一年拿2000块钱的工资,又给你分了3000块钱,你为什么还走呢?他说你们老板不会给我们员工这么分钱的,是你们把账算错了,我离职走了,你们就不能把分错的钱再要回去。

主持人:他觉得他占了你的便宜了。

郭总:他觉得占了便宜了,他根本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


旁白:郭凡生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时,就一直在研究股份制改革,还曾发表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一文。而他在慧聪的发展过程中也将这份理念贯彻到了企业管理之中,强调“商者有其股”。在2003年12月17日,慧聪国际香港上市之际,126个慧聪员工也因此变身成为百万富翁。随着慧聪逐渐步入正轨,郭凡生也将企业交由侄子郭江管理,自己则扎进了慧聪书院中,一门心思做起了股份制的研究与传播。


郭总:这八年我就在书院里做研究,天天做研究、看书。原来我经常上电视,是为了慧聪的广告,而现在是坐在这里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个理论,我认为这个理论会将人类已经延续了两三百年的代理制彻底废掉,会让人类走向共享制。这个理论如果它奠基成功了,那会比泰罗制,比西方现在的很多管理学都要进步,甚至比所谓凯恩斯革命都重要。凯恩斯革命讲的就是扩大需求,就是福特所说的,我让我的员工买得起汽车。但是你想让你的员工买得起汽车,如果乱发钱的话不就是通货膨胀了吗,最终还是买不起。如何能让效率提高才是重点。我们现在做的股改,在一般的商贸连锁和餐饮企业中都可以裁掉将近30%的人。我们帮助股改的眉州东坡,第一年的利润是1.2亿,因为受到八项规定等影响,餐饮业营业额普遍下降。眉州东坡第一年的营业额下降了1000万,但是利润增加了3000万,第二年它的利润涨了4000万。股改两年,门店和人数都没变,它的利润竟然涨出7000万!这就是社会效率的提高。过去的店长来得晚,走得早,不负责任。我们股改完,把店长模拟成老板之后,店长自己就说“鸡还没叫我就来了,狗叫了我都不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管理效果。此外,又比如我们改过的一个商贸连锁企业,从之前店里的28个人裁减臃员到了18个人,这就是劳动者当家作主,这就是身股改革,让我们重要的职业经理人从打工的心态变成了企业家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这是不是类似于直销的模式?

郭总:不是直销模式,直销模式说白了就是拿身边的亲人挣钱,而我们做的股权激励是一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比如,过去这个店100万的利润全归老板,30万年薪和奖金归店长和员工。现在我们就规定,30万年薪、奖金还归员工,不作调整,100万的利润也不作调整,超过100万的利润,连续3年把其中的60%分给店长和店里的员工,这时他们就是在获取利润了,而为了能增加利润,模拟老板们就会自动裁减臃员和减少浪费,所以这是一次重要的所有制革命。现在流行的理论叫两权分离,也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但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一分开,老板和员工就分心分家,因为利润跟员工没关系。我们强调的还是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但是我们把受益权,把利润的享用权的60%或70%给了员工,员工就能把公司的活当自家的活干了,这是最本质的变化。当年的“包产到户”就是让农民种自家的地,私企改制就是让老板干自家的活,但问题是企业做大了,私企老板们把活当自家的干,可员工要是不当自家的干,不就又变回国企了吗?

主持人:我还想请教您,比如,有的老板也愿意把这些股份分给合伙人或者是员工等等,但为什么您说成功的只有慧聪一家?

郭总:两个合伙人不够,增加到八个合伙人,他们拿的也全是银股。比如,现在阿里的合伙人只有13个,而它发的期权是按照职务发的“大锅饭”。我们划小核算单位后,银股拥有的是继承、转让和决策权,但是受益权的大部分是在身股。当年晋商就是这样的,晋商的大盛魁在清朝的时候有上万员工,它每次分红的70%是分给员工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资本家之间可以把银股持有者增加3个、5个,但问题是你永远会把那些穷孩子,有能力、有信心的孩子们排斥在银股之外。所有的老板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创业到今天,优秀的员工一个都不离开你,你的公司会有多大?

主持人:那您没有考虑过控制权的问题吗?

郭总:银股拥有控制权而身股没有控制权啊。这就是我们的劳动股份制设计中最科学的地方,而且我们还觉得上市公司将来要减少独立董事,增加身股董事,就是代表员工分红利益的董事。另外将来国家对于中小企业给员工的身股分红是应该减税的,美国就是如此,比如,摩根史丹利给员工分红的这一部分是企业免税的,政策就鼓励企业做劳动分红。

主持人: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您现在已经不参与慧聪的日常运营有八年了,你觉得是这个制度可以让您放手,但是公司的带头人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您现在不管,但总要安排一个人来管,现在是郭江在管。而带头人的魄力、格局等也很重要,单纯靠制度能否依旧使慧聪延续您那个时代的辉煌?

郭总:创业靠老板英明,成长因制度伟大。在慧聪,我想改什么都可以改,比如,我现在回去当CEO,明天就可以回去,但我唯一不敢改的就是制度。我只有看到郭江他信奉这个制度,我才把公司交到他手里。我知道做互联网我肯定不行,我做不过年轻人。在我离开之后,他们把市值从不到10亿做到了100多亿,连续3年让慧聪的利润翻番,完成了慧聪从商情向互联网的1.0转型。中国走到今天,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拿到了制度红利,当没有了制度红利的时候,中国单单靠自己的资本、国际影响和品牌的经营经验是打不过外国的。中国的制度红利最厉害,因为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族企业是给自己干,国外的职业经理人是给谁干?是给董事会干,职业经理人本身就是打工的。

主持人:有一种人就是职业的职业经理人,只当CEO。

郭总:我在美国和我原来的大学同学们一起讨论过一件事,中国经济为什么超常成长?总结了很多,我说最重要的是制度红利,制度红利要从企业家的角度看。中国的企业家在建国30多年后被集体消除,全变成工厂厂长,企业都是国企。在1992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家突然都恢复了,因为私营企业的巨大生命力把国企迅速从国家开放了的行业彻底打出去了。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个纯粹的企业家社会。在美国,100个企业家里有60个职业经理人,10个富二代,只有30个是创业的人。而今天的中国,从街边店一直到上市公司,90%的人都是我这样的老板。

主持人:所以您特别看好现在的“双创”?

郭总:“双创”和这些没关系。

主持人:这种大的时代难道不正是一个催生若干个企业家的大机遇吗?

郭总:中国未来还会是一个企业家社会,现在如果一个街上有20个餐馆,倒闭了4个,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两个是富二代管的,两个是职业经理人管的,能活下来的都是老板管的。所以中国的企业家社会依然会延续,它的创业制度和创业精神也依然会被延续。这是中国和美国都有企业家,但是企业家的比例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制度。如果让美国的洛克菲勒等人都活下来,把美国社会也变成是70%的企业家在领衔企业,美国肯定比今天厉害,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