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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生:慧聪不一定要传给我的女儿

时间:2017-09-28 来源:郭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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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生语录

“过去20年是家族化的经营拯救了中国经济!

 把家族企业定义为中国模式,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学都是一大震撼! 

先有家族后有企业,只要有家族就会有企业! 

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家族可以连续三代都出天生的企业家,这是人类遗传基因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中国家族出了问题! 

企业家的教育就是败家子教育,这本身就是个败家的过程!” 

“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家族可以连续三代都出产天生企业家。爷爷是企业家,儿子即使不是企业家人才,靠父亲的关系和财富还能维持一代,如果孙子也不是企业家人才,那么企业就会倒闭。你要知道一百万人里只有十个企业家。因此,“富不过三代”不是中国家族或者中国人出来什么问题,而是人类遗传基因的问题。 


人物卡片 

20世纪50年代生于北京,祖父辈开始经商,因战争而破产;父亲是民国会考的状元,后担任中国共产党高官;郭凡生共有五兄弟姐妹,他是家中老幺;大哥的两个儿子跟随他在慧聪工作,大侄子后来自己创业,小侄子现在担任慧聪CEO。

郭凡生的女儿从小赴美读书,目前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博士。 郭凡生从小随父母到内蒙古支边,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属于下乡、当兵又考上大学的特殊一代。1982—1990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研究室、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西部发展与企业制度方面的研究。1990年下海经商。 

中国经济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家族企业 


《家族商业评论》:全球著名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如沃尔玛、宝洁、米其林、迪斯尼等,在中国95%以上的企业也都属于家族企业,但国内有很多声音对家族企业并不认同,甚至连家族企业本身也不想承认自己的性质,您认为家族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

 郭凡生:国内家族企业有很多抱怨,说家族企业受到很多歧视,但我们必须看到过去30年中国家族企业的增长是最快的,有抱怨没有问题,但是我认为家族企业的环境还是很好的。中国大部分所谓“学者”对家族企业贬多于褒,认为职业经理人才是好东西。我们从改革开放过程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分成农村和城市两部分:农村过去是人民公社制度,导致中国人年年吃不上饭,最后怎么解决?“包产到户”解决了中国农业的窘境,这是从非家族化到家族化的转变。我们再来看城市,过去90%以上企业是国有的,而不是家族的,但那时候国营企业效益很不好,如今大量走向海外的中国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每个行业都是这样。事实上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从非家族化走向家族化。从两方面看,过去20年是中国家族化的经营拯救了中国经济!

我曾经在慧聪网上对上万用户做过调查,结果发现想进入外贸企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接近半数。事实上,过去十几年,国有企业解决的就业是一个负数,但全国仍有很多农民工进入城市,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的工作从哪里来?每年将近2000万的就业人口几乎全部是家族企业解决的。因此,现在中国可以没有国营企业,可以没有跨国企业,但不能没有家族企业。没有家族企业,就失去了社会和谐的根本。中国人民最应该感谢和高兴的就是家族企业的出现。

 《家族商业评论》:全球有两种典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分别是欧美模式和日本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又是什么? 

郭凡生:有两种管理模式在学术界最受推崇:欧美模式讲究人才流动、要素流动和自由竞争,通过流动和竞争激发人的干劲,让人努力工作。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模式是不被认可的,其廉工制度和欧美模式完全相反,但是当日本产生经济奇迹时,全世界经济学家都改变了想法,他们认为这日本模式适合日本大和民族的习性,也适合岛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发展模式可以多元化,所以出现了两种企业发展模式,一个是欧美模式,一个是日本模式。 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全球最快最好的,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又是什么? 中国有三类企业,第一类是国有企业,不可能靠国营企业取得这样的发展,如果国营企业可以,那证明我们改革开放是错的;第二类是跨国公司,如果跨国公司可以帮助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他们就能解决全世界的经济问题,他们首先也会帮助欧美国家;第三类就是家族企业了,中国经济创造奇迹,它的基本模式应该是家族企业,这个理论对全球和中国经济学都是一大震撼。 目前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家族企业的比例不到20%,就是说从上市公司的融资规模来看,家族企业用少于社会20%的总资金支持着中国60%的经济发展,家族企业的效率是国有企业的10倍以上。 

《家族商业评论》:与欧美模式、日本模式相比,中国模式有哪些优势? 

郭凡生:我们首先要比较的是不同发展模式中共同的东西,欧美模式和日本模式形式完全不同,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 “让员工出工又出力”,也就是说,让员工做公司的事和做家里的事一样任劳任怨,这是欧美模式和日本模式的极限目标。 中国企业追求的也是让员工干活尽心尽力,但为什么中国模式比另外两个模式好?日本用廉工模式模拟家庭,但不是真正的家庭;而中国从农业经济进入工业经济,千万创业的公司本身就是家庭,真真正正的家庭,和日本模拟家庭式工作是不一样的,中国企业是真正的家族经济。 欧美家族企业是工业化完成后100多年才开始发展起来,他们拥有资本后,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继续滚动,而中国家族企业一开始都没有钱,发展中国家最大问题就是缺乏资金,没有员工,没有企业家;中国家族企业最初发展基本上都是从亲戚朋友中凑钱,请亲戚朋友来帮忙。他们用亲情抵押融资解决创业的资金困难,用亲情弥补创业领袖的水准不足,用亲情完善员工的素质不足,一切都来自亲情信任和亲情资本,这种模式在欧美不可能成功,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农业不成熟的地方也不会成功。 贵族意识的传承才是真正的家族继承。

《家族商业评论》:有人认为,国外有不少传承上百年的家族企业,但中国没有,相反“富不过三代”的家族数不胜数,这是因为中国家族企业缺乏长久的传承性制度和文化,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郭凡生:从概率上讲,我们“富不过三代”的概率和西方是一样的,他们有几百年的著名企业,我们没有是由几个客观原因造成的,并非中国的家族企业就不会传承。为什么概率是一样的呢?从经济学上讲,能否传承的原因在于企业家。 企业家不是后天培养的,而是天生的,也就是说“富不过三代”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家族可以连续三代都出产天生企业家。爷爷是企业家,儿子即使不是企业家人才,靠父亲的关系和财富还能维持一代,如果孙子也不是企业家人才,那么企业就会倒闭。你要知道一百万人里只有十个企业家。因此,”富不过三代“不是中国家族或者中国人出来什么问题,而是人类遗传基因的问题。 我们家族的传承也是这样的。我爷爷是成功的企业家,据说当时在沈阳有半条街是我们家的。“九一八“事变后财产都被日本人抢走了,我爷爷破产了,就逃回河北老家;但是他崇尚文化,让我父亲上大学,读的北京大学,从爷爷的乡间秀才到我爸爸的北京大学,我们这一代又开始接受现代教育。我父亲叔伯兄弟几十个,没出一个企业家;到了我这里,叔伯兄弟也有百多个,但只有我一个企业家。从我爷爷那一辈就开始说:只要郭氏家族的二代、三代有文化,他们有该当企业家的就能当企业家,有该当艺术家、文学家的就能当艺术家、文学家。 

《家族商业评论》:就像您刚刚说的,如果儿子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人才,那这个家族企业如何传承呢? 

郭凡生:家族企业最重要的是血脉传承、文化传承、文明传承,更重要的是贵族意识的传承。产生一个富豪是三年,真正产生一个贵族是三代。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家族传承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家人有文化,有文化了,一旦出现有企业家素质的后代就可以办很大型很成功的企业。只要郭氏血脉在传,当血脉和文化传承正好碰到企业家人才时,就有企业家,如果没有企业家出现的时候,你想让他当企业家也不可能。 中国家族企业的传承走什么路子,第一不是外国人说的,第二也不是经济学家说的,而是企业家自己说的。什么家族企业?先有家族后有企业,只要有家族就会有企业。这是很重要的,没有了家族,还有家族企业吗?外国人说你们的企业不长久,我们就告诉他,我们的家族很长久,只要家族长久,我们的企业就会长久! 家族传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产生了企业家人才的,还有不出现企业家人才时,家族外部团队会当企业管理者。企业传承是家族传承的一种形式,不是全部。我的女儿正在美国读书,以后我不会让她回来做慧聪,如果她不是企业家人才,就把企业做垮了;如果她是企业家人才,她自己做其他企业也一样能做得很好。 

《家族商业评论》:您的兄弟姐妹有多少人经商?下一代目前的情况怎样?

 郭凡生:只有我一个。我是我们家老五,我哥哥做到广电总局的技术司司长,现在退休了,嫂子也是高级主任,三个姐姐和姐夫都没有做企业。这是天生的,和后天教育没关系。不过我虽然有企业家潜质,但是没有环境我也做不了,时势造英雄。 我大哥的两个儿子都跟着我在慧聪工作,大侄子做了10年,当公司快上市的时候他自己做企业去了,“红孩子”就是他创立的;二侄子一直跟我做了十二、三年,现在是慧聪的CEO。大侄子当企业家应该没问题,他有这种天分,至于二侄子,我当董事长和他一起治理公司没问题,以后我退出了他自己能否办好公司就不知道了。也就是说,郭凡生下一代几百人当中产生企业家是有可能的,但我的女儿就做企业家,几乎不可能。 我女儿一不从政,二不当企业家。

《家族商业评论》:两个侄子都跟着您在慧聪工作,那您作为父亲,对女儿有什么期待?

 郭凡生:我不让女儿当企业家,当企业家很苦。我女儿一不从政,二不当企业家,即使当个小学老师也行。 我女儿上初中的时候我就送她到寄宿学校,让她学习独立,到了15岁去美国读高中,我没让家人去送她。说真的,我非常希望女儿读经济学或工商管理,但是她有自己的想法。美国高中三年,她是学校数理化的第一名,高中就学完美国大学二年级数理化的全部课程,而且成绩都是优等,所以上大学直接从三年级读起。我一直暗示她,本科学理工,研究生可以学经济学或管理学,她一听我说这些就笑,但从不顶嘴。女儿确实很优秀,三年学完了生物化学四年的课,最后一年她学完了生物化学硕士的大多数课程,还兼修经济学,也取得了学士学位。她和我说:“爸爸我和你学位一样啊!”我就是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她把学位给我了,然后继续攻读她的生命科学去了,她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 将来她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既然她没有做企业家的天分,我干嘛让她做企业?做慧聪是为了过日子才做的,没有什么革命思想! 

《家族商业评论》:但是很多企业家都想把企业交给自己的子女打理? 

郭凡生:试着统计一下,有多少企业真的可以交给亲生子女打理的?正因为产生企业家的过程和原因谁都不知道,所以才有神秘感,如果谁都知道就没有神秘感了,有神秘感才有竞争。家族企业的领袖奢望把自己的企业传承500年,这是特别没有胸怀的想法!如果我创立慧聪,我也传500年,那就是8代人,8代人都给我打工,那不公平啊!“风水年年转,今天到我家;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慧聪是上市公司,如果我的下一代没有人能接班,那就保留品牌,让其他有企业家天分的人才来做。这时就真正是社会化的企业,只是这个企业不是我的,但慧聪还是存在的。 

《家族商业评论》:如果您的女儿不接班,那么您会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富? 

郭凡生:我身上的财富99%是企业的,是社会的,我个人不能消化掉。我年薪是60万,其他都是员工的。马克思说过财富有两种,一种是社会资本,一种是私人消费资产。我的私人资产和慧聪的高管差不了多少,就是60万,而且一年也花不完。 家族企业领袖的思想存在一个误区,那就是企业是谁的问题。其实企业还是社会的,不是家族的;企业是靠家族的亲情做起来,但是做起来后一定是社会的。你最终拥有的是控股权,不是享有权。慧聪是中国人民的财富,我去年发了1亿多的工资,但我只有60万,而且60万也花不完。女儿在美国上大学之前没有奖学金,我的年薪主要提供她的生活费和学费。钱多了只是个数,我的皮鞋穿了好几年了,是女儿在美国给我买的,我很喜欢;我们慧聪也没有公务车,高管都有车,但我不会开车,我自己都是打的。 企业家的教育就是败家子教育。

《家族商业评论》:有人说家族教育是败家子教育,您如何评价这种说法?

 郭凡生:我觉得这不准确,应该说“企业家的教育就是败家子教育,这本身就是个败家的过程!”因为一百个家族领袖的一百个后代中,只有一个可能成为企业家,那其他的都是败家子嘛,他们天生不是企业家,你没有必要非逼他做。中国很多糊涂人办接班人学院,这是纯伪科学,如果你能创造企业家,为什么不创造自己而去培养别人?所有把孩子送到企业家培养学院的都犯了这个错误,企业家是一种特质人才,就像姚明、刘翔,无法复制的。如果后天的培养或企业的制度能够保证传承,那企业家就有种了,你是企业家,世世代代都是企业家了,子子孙孙都当企业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企业家有种乎吗?没有! 

《家族商业评论》:既然企业家没有种乎,您和一帮企业家朋友巡回讲课,也不能教出企业家来,您讲课、写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郭凡生:家族企业在中国社会上不被尊重,没有哪个电视剧里的家族企业是正面形象的,不是杀人就是放火,只有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正面形象。中国管理学和经济学对家族的看法存在严重错误,大家都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方向不好,应该走职业化、经理人化的道路,请问全世界哪个成功企业是靠职业经理人做起来的?没有! 为了揭示这个问题,我和十几个企业家在全国轮流讲课、出书,就是希望用自己的理论和思想唤醒家族企业家们,告诉他们怎样做企业。但我们的对象只是企业家,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当做企业的天分,我们只是让他把企业做得更好。我们不负责教育企业家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子女99.9%都不是企业家,失败率是99.9%,何必呢? 我、冯仑和武克钢都是学者出身,当年我们是中国的顶级学者,现在做成中国的顶级企业,但是有很多家族企业家本身不是学者,没好好读过书,他们讲的东西只是经验,这些企业家就是缺乏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和思想的能力,而我、冯仑、武克钢拥有一种能力把经验变成体系化的思想,我们和企业家交流说的不仅仅是挣钱的方式。 

《家族商业评论》:《家族商业评论》同样有志于沟通海内外家族企业,您对目前中国的家族研究有何看法? 

郭凡生:中国大学培养了很多经济学家,但研究家族企业的不多;中国写书的人很多,但写家族的不多,能写出好书的也不多。我觉得你们的杂志能不能办好不是最重要,能办下去就是了不起!从无到有,你们的工作给中国家族企业提供了很必需的平台,至于把杂志怎么办好,把群体联合起来,那是过程,但是你选择的方法是正确的。                             

后记: 慈祥的父爱与叛逆的子女 

谈到女儿用温和的方式“反叛”时,郭凡生还提到好朋友武克钢、冯仑的孩子如何“违背”父亲的意愿——“武克钢的儿子文文从美国著名大学本科毕业后,在他的培养下,到清华大学学习中文。那时文文和同学一起创业,却赔了他爸爸一百多万。由于我在IT行业,他儿子也是学IT的,不知不觉文文和我交流得比他爸爸更直接和自然。文文告诉我,他对酒庄不感兴趣。武克钢知道后,和我聊天时,对此他常表现出失落感。在文文创业失败后,武克钢想着先送儿子到美国读硕士再说。没想到,文文拿完硕士学位后,自己应聘到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场工作,吓得武克钢目瞪口呆。 

去年武克钢两口子去美国看儿子,才发现文文已经升为全球最大赌场老板的助理,老武为此非常得意,好像忘记了希望儿子接班的愿望。如果当初文文按照老爸的意思会酒厂,还会有今天的事业吗?” 

“我和冯仑本身就是好朋友,我们的太太、女儿也是好朋友。前两年,我们两家在加勒比海的游轮上度假,我发现他的女儿小小十分优秀,而且很有主见。但是冯仑的太太总是‘唠叨’女儿将来要如何如何,他们两人当时还在安排女儿出国学习,和孩子交流不多。在船上九天,小小一直和我女儿住在一起,她们很谈得来,所以我也知道小小的一些想法。后来我跟冯仑说,要多点尊重孩子的意见,给她足够的空间,她不想当企业家就不当呗,她想读什么就让她自己选择去。我想,管多了,他们夫妻二人肯定遭遇和我一样的‘反叛’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