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共享再造私企》——家族企业成长纲要与案例解析是专为大陆家族企业的领袖们而作，我相信它能够有助于企业家们在自己企业，推动建立共享制的股改。更企盼他们在此书帮助下，拟出一套自己企业为建立共享制而进行股改的有效方案。这是我平生第一部思路、写法、结构都不是为读书人设计安排的“学术”著作。我自认是个读书人，作了老板也依然是个读书人，所以对读书人还是要关照的。请读书人注意：自序（二）中我把拙作中最重要的学术观点和思想逻辑提炼出来，使读书人看了之后可以更有效率和耐心读完拙作，去进行学术批判与讨论。

（一）资本、知识与企业利润——最经典古老的经济学思考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各流派，在经济学研究上有一个共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决定着生产过程中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等主要方面的特征。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是无法解决的，正在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只有建立公有制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由此产生了苏联、东欧和新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国有化有效而卓越的探索和社会实践。

经典的西方经济学则认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私人财产必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社会建立法治与公平的基础，只有坚持私有制才可能使社会长久稳定地保持效率，才可能逐渐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由此产生了坚持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欧美道路。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进行的大量探索，或许可以归入此类。

一、工业化社会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建立于工业革命，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基本没有重大变化。工业化社会（特别在起步阶段），一般劳动相对过剩，资本（生产资料：以生产工具、矿山、土地、原材料等为主，以下皆同）是社会再生产的最短缺要素，以易于定价和事先可用合同交换的有形资产为主。工业化社会将不易于事先评估定价的劳动贡献和劳动占有企业利润的权力置于资本权力之外，确立了资本独占剩余的原则。那个时代一切利润归资本的“天条”尽管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但主体是正确的，它大大提高了社会再生产的效率和质量，提高了劳动者的充分就业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外资实行的“三免、三减半”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也体现了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启动时期的伟大资本精神。因此，工业化社会被定义为——资本经济。

二、后工业化社会

后工业化社会（又称信息社会），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最短缺要素已不是有形资产为主的资本，而是具有创造力的知识性劳动（科学技术发明、优质管理等）。在知识性劳动中，劳动者的工作态度、积极性发挥又是最至关重要的，对社会巨大有形资产的作用发挥和价值体现，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如国营企业吃大锅饭，员工积极性不高，一百块钱做不到的事情，家族企业的老板二十块钱就可以做到，而且比国营企业做的还要好，显然劳动态度成为了决定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此，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社会）被称为知识经济。

所以，资本（以有形资产为主的生产资料）的内涵必须做重大调整：应该包括知识性劳动，特别是劳动者的工作态度在内，而且要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还应该占大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和高效。

三、知识性劳动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必须加入对知识性劳动的“高尚”保护内容，才可能跟上时代的发展。但怎样从利润分配并且占大头的各个主要方面保护知识性劳动的利益，是过去商品经济很少涉及的巨大难题，需要全新的人类智慧去制定规则来有效解决。

（1）知识型劳动是一种存续于劳动者身上的能力，以薪酬为主的方式已有了对其定价惯例和交易方式。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本为劳动承担大部分结果失败的风险，因此在资本经济中的劳动易于定价和交易，劳动参与利润分红则是针对结果而言，变得较为复杂和难以确定。（劳动的奖金、提成等工资性收入，虽然也是针对效果而言，但它们首先是计入成本和费用的，不在利润当中，有多少也不属于利润分红，属于资本与劳动事先交易中必须承担的风险。而且，与利润总量相比肯定占绝对的小头。

（2）知识性劳动在知识经济中的有效定价、交易和对其进行保护的最有效方法，是让知识性劳动占有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受益权，也可是两者组合）在未来的企业利润中去分红。让知识在不确定的运营中，用自己的努力和最终效果为自己定价，去令人信服又公平取得企业利润的大头。

（3）知识型劳动的主体管理者，应该是其本身认可的知识型企业领袖（企业家），最好拥有大股东的地位，以便令人信服和有效地去支配有形资产，否则极易退化成传统的资本对知识性劳动的简单雇佣。这样可以让知识性劳动在所有权、受益权与经营权上完成三权合一，这是知识型经济最完美的运行方式。在这里微软的比尔·盖茨先生、华为的任正非先生、苹果的乔布斯先生、百度的李彦宏先生、腾讯的马化腾先生、奇虎的周鸿祎先生以及本人领导的慧聪，都形成了这样完美的案例佐证。

在这里最大的难点，是人类在实行了几百年资本占据所有利润之后，可否认同知识性劳动占有企业利润大头的原则，让此成为新的财富分配“天条”。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自由竞争中，全球的风险投资率先认同并执行了这一“天条”。

a.他们投大钱，占小股。一般无论投多少钱，他们都不轻易占有超过总额的三成股份，让知识型劳动占大头，不用投钱。实践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人类最古老的高效率公平追求。

b.由于是小股东，他们也坚持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在董事会投票权上，坚持与创业者保持一致性的共进退原则。在我与IDG近二十年的合作中，深深地体会到风险投资人在这方面伟大的企业家精神。 

c.由于上面的坚守，在风险投资的大多数创业企业，完美地形成了所有权、受益权与经营权三权合一的知识型经济的最高效制度，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批又一批企业。近几十年的明星企业，微软、苹果、雅虎、谷歌、脸谱、华为、百度、腾讯等世界性成功企业几乎都源于这样的制度，而且近几十年不断出现的“首富们”，几乎都是出自这个行列的企业领袖（创造者）。今天，全球几乎所有想要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都必须遵守这个知识经济的天条。不少传统企业也在试探向知识经济的原则学习、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我们将这个挑战传统私有制的企业制度称之为共享制，它直接挑战着已维系几百年，在传统私有制基础上建立的委托代理制（下称代理制）。

四、代理制与共享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总危机

（1）制度的定义： 现代企业制度是企业为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制定的运行规则，是人类社会财富分配与运营的主体。它主要包括激励制度和管理制度。 激励制度决定财富的分配规则，主要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管理制度决定财富的运行效率，主要是要让员工调动起来的干劲科学化，解决怎样生产和生产什么的问题。详见下图： 

实践中，管理制度对激励制度具有明显的依附性。激励制度的特质，决定着管理制度在假设、架构、流程等主要方面的特质。激励制度不科学，管理制度设计的再好也难以实现，但是仅有好的激励制度，管理制度不科学，企业也难以成功。管理制度要通过激励制度来发挥效率，激励制度要通过管理制度的运行来落地生根。

目前，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激励制度的落后，使管理制度体现的效率越来越差，人类社会确实已不堪重负。今天，我们必须对激励制度进行本质变革——废代理、兴共享，在此基础上，对管理制度进行全面再造，才能使人类从工业化社会资本经济百年积淀的代理制，进步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共享制。

（2）代理制定义： A 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企业财富分配与运营的制度，是在两权分离基础上建立的代理制。 两权分离是一种所有制理论，是指资本所有权和运营权分离，就是说所有者拥有的资产不是自己管理运营，而是委托他人。目前有全部资产的委托经营，也有老板依然领着干的局部委托经营，欧美前者为主，中国后者居多。 B代理制是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一种法律关系。主要涉及委托人和代理人，前者是股东，后者是董事和经理人。 

（3）代理制的经济学假设：A经济人和目标冲突假设：双方都是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可避免发生冲突。委托人追求股东、企业利益最大化，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B信息不对称假设：委托人和代理人在信息占有上是不对称的，委托人处于劣势，从而给其监督和控制带来很大困难，增大代理成本。C不确定性假设：代理结果除了受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影响，还有许多影响是代理人难以把握的，使代理委托存在不确定性。D逆向选择假设：由于信息不对称，即使经理人有效使用了生产要素，委托人并不知道，常认为经理人没有努力工作，这导致经理人不敢努力（怕鞭打快牛），导致生产要素人为损失。E道德风险假设：作为代理人，可利用信息与管理经验上的优势，在经营中损害公司利益，如侵占公司财产、职务消费、寻租、拿回扣等，是常见的管理层腐败。

几百年来，人类不断对症下药，用完善信息、加强企业内控等多种方法企图解决代理制存在的严重劳资对抗冲突，但均告失败。 

1.解决信息对称：代理者不配合，信息无法对称。代理者真配合，还要信息对称做什么？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企业越发展，信息越不对称是必然。只有所有者与经营者一体自控，否则无解。 

2.完善企业内控：股东让委托人内控委托人，这是最无效的，安然与安达信的双安腐败最典型。要回扣的，拿回扣的大多都是打工的。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因经营者不配合），“有效监控”只能是所有权方的“自慰”。 

3.老板追求利润，员工追求薪酬，两者根本不聚焦。因此，两权分离，老板与员工必然分心、分家，形成视同水火，相互仇视的劳资间对抗矛盾。

4.所有者在两权分离中已将经营企业的权力授予经理人，其目的是依靠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年龄优势等，为企业争得更多的利润。但在代理制的财富分配体系中，却明确规定，经理人必须尽全力去创造的利润却和他们无任何关系。

两权分离中经理人得到的经营权是巨大的，而与经理人相关的利益－利润却等于零，他们不是给自己干，而是为老板干，他们是打工者。因为没有利益驱动，他们就像国营企业的员工，又像过去为生产队种地的社员，在企业所有权的使用中，这种巨大的权利和几乎归于零的利益是一定要被经理人挖空心思配平的： 

a.用经营权去冲抵所有权者的利益——企业利润，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成本和费用，将利润转化为能与自己利益挂钩的薪酬。总经理们在为员工加薪时总是显得极为大方，因为给员工加薪可以站在社会道德的至高点上，多数老板们往往敢怒不敢言。其结果必然是水涨船高，先涨员工再加自己成为一种必然。

b.经理人在追求加薪的同时，还会大力追求工作的轻松和舒适，因此总愿意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去干，这便使企业臃员巨增，费用上升，利润却在不断下降。 因此大多数家族企业发展到间接管理越来越多的规模成长阶段，总是收入（产值）利润总量增加了，人均产值利润却在不断下降，企业进入了可怕的“死亡之旅”。

共享制：人类未来的希望   

共享制的核心含义是“三权”互利。将受益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让所有者与经营者共享，变劳资对抗为劳资共享。

在当今企业中，由于劳资立场不同，追求不同，所以只有人数极少的老板们在努力工作，员工则追求尽量少干事多挣钱，最好是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从而使企业的浪费甚至比利润都多。

建立共享制的股改让企业中不是老板，却又比老板多许多倍的精英们能像老板一样努力工作，将股改后努力工作多出的利润劳资共享，劳占大头，既是大家都愿接受的双赢结果，也会大大激活几百年来代理制中被极大压抑了的社会生产力。

企业中非老板“精英”的努力工作，必然会带动多数员工的努力工作，从而减少冗员，杜绝浪费。成为“精英”的条件不是靠“资”而是靠“劳”，可以大大激活代理制中员工被长期压抑的勤奋与智慧。把那些又“笨”又“懒”的“坏员工”，变好变聪明，再造人类幸福，重塑社会公平。这种以人为本，更为优化的资源配置，会让很多穷人变富，富人更富。

共享制的建立，将改变社会对“困难人群” 的关照体制（今后不能称之为“穷人”，对不愿劳动而“穷”的人，社会不应过度关照)。主要不是用转移支付的方式去抽肥补瘦（这样会豢养一批低保贵族），而主要是在企业财富初次分配中，通过共享制建立，让企业家们自愿将增长的利润，首先与能力强、贡献大的内部精英们去共享。这样在大量增加富人，减少穷人的同时，也使社会效率大大提高，人类社会将主要在企业的微观层面，有效关照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和谐。今天“阿米巴”、“合伙人”制度，都是在代理制上作修修补补，最终不会有大成。

（二）改革开放与制度创新 ——最现实的中国问题思考 

一、中国制造的困境  

      1.顺德的忧伤

十几年前，慧聪家电网在世界“家电之都”顺德开企业发展研讨会。那天来了几百位老板，包括众多大腕级企业家。在会上我问他们：你们成功了吗？他们一齐笑着说肯定成功了，因为全世界的家电有一半是他们造的，他们不成功谁成功呢？！我又问道，如果你们成功了，那请告诉我，假设造一台DVD利润有100块钱，为什么你们只能拿十块钱甚至更少，而多数利润却被别人拿走？我又问他们：“如果把你们生产线上工人的工资从当时的1000多元加到3000多元，不要说挣钱，哪个企业能活下来请举手？！”全场寂静了，没有人举手。由此可见，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很小，我们大多数利润是自己同胞低工资的结果。因此，中国制造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突出的、有目共睹的。靠员工低收入、高耗能、高污染、吃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已经很难支持未来中国的成长。中国企业必须提升产品和技术结构、树立强大的品牌，才有出路。

2.耐克的启示

中国有不少大型鞋厂，它们有成千上万的工人，每年做的鞋可达上亿双。但这样的企业利润往往不高，因为它们只是依靠自己规模化的制造能力和低成本去挣“苦命”钱，大多数为他人贴牌。反观耐克，它没有自己的工厂，也不建自己的门店进行销售，耐克拥有的是品牌和设计优势。为此，它可以把鞋拿到全球最便宜的地方去生产，全球卖鞋的都争着为它经销，谁能卖它的鞋，是福气和身份的象征。中国的鞋厂，若市场变化，产量萎缩20%，因为待摊等费用无法处理，很容易就会变为亏损。而耐克当订货减少20%的时候，它只需减少从工厂的订货，顶多赚少点，一般情况不会亏本。耐克凭借自身强大的设计与品牌力量，还可以跟鞋厂要几个月的账期，同时再预收销售公司的货款。因此，它对资金的要求非常低，风险很小，利润却惊人。显然，中国的传统产业缺少以技术与品牌为核心的竞争能力。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必须完成技术与品牌的提升。这方面，我们努力多年但收效甚微。由于低层次产业提升速度较慢，随着各方面成本的提高，它在向国内中西部转移的同时，也开始向越南、柬埔寨、缅甸等更低成本国家转移。低层次产业对外转移的同时，创造性高层次产业又提升乏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明显的产业真空。日本、韩国、台湾都相继发生此类事情，使得经济停滞不前，这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是十几年前的推断，今天再看确实有点噩梦成真的感觉。

二、中国制造的困惑

中国制造如何向创造升级，这里研究的主体不是几个处于行业垄断的大型国企，而是以私营企业为主的中国传统产业。我们必须围绕产业升级，提高技术水平和品牌竞争力，让中国制造在走向创造的过程中把更多的利润留下，让中国人民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

如何让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关心这个问题。他们的建议和讨论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

1、加强私有产权保护

作为一个私企老板，我非常理解其重要性，而且从心底拥护。但从解决中国传统产业提升上看，这真的是核心问题吗？那些几乎从未实行过公有制的国家，如巴基斯坦、印度、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它们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应该很彻底又比较完善，但它们传统产业面临的提升问题，比中国所面临的还要严重。日本、韩国、欧洲发达国家也都不同程度面临此问题。这表明，私有产权保护之外的某些因素，对于产业升级更具关键作用，而它是什么？

2、打破垄断

这也是十分必要的，非常有助于企业成长。但是打破大陆石油、金融、电力、电信几个尚存行业的垄断，对中国服装、家电、玩具诸多完全市场化、国际化行业的产业提升助力能有多大？目前，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几乎都存在着垄断问题，只是它们的垄断并非行政垄断，多为市场垄断，比如微软、辉瑞的市场垄断等等，但他们的产业升级并未就此变慢。因此，即便打破国内几个行业还存在的垄断，也未必就能使中国企业得到所盼望的提升。所以，打破垄断也非产业升级的核心问题，只是相关问题，那更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3、清除腐败

清除腐败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想想，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腐败很少，官员清廉，但那个时候经济发展却非常不好。反腐败就能让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吗？这个论断也是站不住的。现在的欧洲和美国也有很多腐败问题，比如英国议员的“报销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的腐败案件等，可他们的产业升级却做得比较好。这么说不是反对清除腐败，而是要想想清除腐败到底和产业升级有多大的关联性。阻碍产业升级最主要的问题如果不是腐败，那又是什么？

4、政治体制改革

“十三大”开始，政改问题就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政改确实非常重要，但是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进行“休克疗法”以后，政治体制依照西方模式做了完全改革，然而他们传统产业的提升、技术与产品的换代却解决的非常不好，遇到了比我们还要严重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一直是典型的西方民主体制，他们产业升级的问题也比我们压力大的多。这又说明政治制度对产业升级有着重要影响作用，但也非核心作用，也不是改了它，产业就能升级。那牵引产业升级的核心问题究竟又是什么呢？     

5、企业发展环境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的不成功源自中国私营企业的外部环境太差，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定论，中国的私有企业发展环境是全世界最差的。作为一个私企的老板，过去我真的是非常同意这一观点。但2011年十月在美国游学，几位华尔街的华人大亨对此却有不同看法。

他们问我：过去三十年，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是最好的？我答：中国。中国经济增长谁是受益最大？我答：老百姓。经济增长的主导原因是什么？我答：企业发展快，特别是私营企业发展得快。全球产业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是哪个？我回答道：中国。于是他们为我做了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虽然有众多问题，但依然是全球发展环境最好的，因为没有事实和逻辑证明，经济发展最好、百姓受益最大、最被全球资本追捧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是最差的，如果最差，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发展的好。仅十几分钟时间，我被震撼了，感到有必要更深入地反思这个问题。这也说明，改变民企外部环境，也不能成为中国制造走向创造的核心问题。今天，相当一批大陆私企，你把税收全免，利息率变为零，他也无法提升，甚至照样破产。

上述问题看似都重要，都应该解决，但似乎都只是在隔靴搔痒，属于非核心的二类问题。我们要把更核心、更重要的原因找到，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企业发展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