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口号被人熟知是近年来的事儿，百度百科上对它的描述从2000年说起。这个时点，似乎成了中国西部开发的起点。那么之前的历史呢？其实，从1980年起，赵紫阳总理就多次谈到世界上有一个南北对话，国内有一个“东西对话”的问题。1983年胡耀邦总书记视察了西北省区，赵紫阳也对新疆作了细致考察，他们都谈到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而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志愿研究西部的青年学者，有一个契机，让他们把目光投向彼此，从自由联络到松散结合，成立中国西部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组（简称西部组），再到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西部中心）的收编整合。他们的足迹向西再向西，进入东亚、中亚、西亚，提出雄伟构想。在以东部沿海开放为主的80年代，那是一个与东部差距越拉越大的西部，那是一个冷僻的西部研究。然而这一伙有西部情结的30岁左右的青年，出于热爱、理想和梦想，把西部研究做得风生水起。如果历史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定会有更灿烂的结果。
让我们先给西部作个定位，它包括十一省区：甘、陕、宁、青、滇、黔、川、桂、内蒙古、新疆、西藏。西部人口占全国比重约30%，面积约70%。1984年，在全国八千多万挨饿受冻的人中，65％居住在西部。“六五”期间（1980-1985），东西部的差距又扩大了一倍。五年中差距拉大的速度超过前30年。
1982年3月，上海科学研究所夏禹龙、刘吉、冯之俊、张念椿发表了一篇文章《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指出应该由东部沿海先进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按梯度逐步向中部的中间技术地带，西部的传统技术地带传递。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阅后有一个批示：“在研究体制改革中应予重视”。这篇文章在西部产生了强烈反响，并刺激出“反梯度理论”。1984年5月，以郭凡生（29岁）领头的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战略组，在《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提出新技术革命给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超越发展的机会。国内不发达地区也可以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从国际上引入资金、技术和人才，实现超越发展，而不仅仅是接受第一、二梯度转移来的技术。6月18日，《世界经济导报》以《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实行超越发展》为题刊登了这篇文章，引起强烈反响。9月，郭凡生以反梯度理论的论文入选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莫干山会上专设西部组，有新疆的聂新勇，陕西的刘安、张宝通，甘肃的李黑虎、重庆的周天豹等等。郭凡生说在会上大家观点交锋，“一打一晚上，一吵一晚上，都对！”。此后，他出版了《贫困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思考》（与潘照东、曹征海等人合著），奠定了在西部学派中的地位。如今已是慧聪集团董事长的郭凡生，是在内蒙青年队踢过边锋和前卫的“足球运动员”，始终有冲锋陷阵的勇武，说起中国当年错失西部开发的历史机会，仍然耿耿于怀。
在北京，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王小强等人的目光，也早就落在了西部落后地区：1984年的“贵州农村考察报告”，1985的“把西藏经济的输血机制转变为造血机制”，（与白南风、卢小飞、李东东合作），1986年的《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与白南风合著）都引起人们关注，后者作为《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甚至成为贵州人的必读书，至今令人难忘。他的“输血”、“造血”理论，不仅深刻、超前，而且今天看来都还具有现实意义。
1985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中心、经济日报社与西部政府联合召开“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大会。关于它的由来，还得从头说起。
《经济日报》社有个奇怪的部，不是按新闻采编系列设置，而是叫“经济工程部”。它是总编安岗受钱学森传播系统工程的启发，取经济系统工程之意，设想通过经济工程部横向联络，以《经济日报》为平台，组织社会上专家做经济研究咨询，对决策发挥影响。新华社有个动态清样，是消息内参，这里就出一份经济内参。他们组织双周讨论会、中青年经济论坛，涉及经济、政治、教育、社会等等。1980年代的京城才俊，都在《经济日报》这个平台上露过面。1980年曾作为北大哲学系学生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杨利川是经济工程部负责人之一。他1984年底调入，1985年底就被派往河南辉县任县委副书记，只在经济工程部工作了短短一年，却交叉着干了好多事。他不由得感慨：“80年代，真是高度浓缩的年代！”办公室是由厕所改的，大约十个人，三张桌子。安岗每天下午挨个儿办公室地走，一边走，一边办公，就所谈之事当场拍板，布置。有时走到后面，又把前面拍板的事儿推翻了。他就是这样活跃、多变、有新意、雷厉风行。
召开西部经济发展研讨会，就是安岗的创意，由与他一拍即和的副主编丁望落实，具体工作由经济工程部完成。1985年初的寒假，来自青海的、正在人大读博士的曹远征（30岁）和毕业于北大的郑维平被派去甘肃、青海和省里接洽，探探他们对开西部会的态度。在甘肃，两个青年见到省委书记李子奇和副省长贾志杰；在青海见到省长黄静波。他们都很积极，希望有这么个会为西部发展造声势，争取有利的开发政策。甘肃省极力要求会议放在兰州。回到北京，向丁望作了汇报，开会的事儿就这么定了。紧接着就是组织人马，要写出一份关于西部发展问题的总报告。这个任务落在了曹远征等人身上，其中也有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3级研究生，来自新疆的彭纯，谭岳衡、张化桥等。另外，他们组织了十几个课题组，请最有影响的机构和人物牵头开展调研，比如，自然资源环境，由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主持；人才战略，由搞人才学的王通讯主持；工业布局，由工经所陈栋生主持；还有金融、交通、能源、教育等等。刚到经济工程部实习的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大三学生吕立勤的一个建议也被采纳了。他说，人才指的是精英，应该考虑劳动力资源。于是，就加了一题。几个月后，他们又组织专家对所有课题进行论证答辩。加上西部各省的区域性报告，总共出产了几十份报告，数百万字的会议文件。这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地、大规模地组织对西部地区进行研究，竟然出自一家媒体。很多真知灼见得以表达，比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世界地理专家陆卓明先生的地理障区论。他认为西北是“开发障区”，如果在开发过程中不注重环境保护，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与此同时，《经济日报》发布征文消息网罗社会人才，征文题目是：《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和《全国经济发展中西部与东部的关系》。另外，在报纸上开辟《西部研究与发展》专版，传播这些研究成果。
丁望让经济工程部的薛小和把总报告拿给她父亲，正在北戴河办公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薛暮桥看，希望获得来自领导的认可。西部省区各出1万元作为办会经费。在报社办公室，21岁的实习生吕立勤被安排用红机子叫通西部各省领导，他突然发现自己竟干了大事；薛小和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么简陋的办公室，几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怎么就张罗成那么大个会。兰州最好的友谊饭店被包下来作为会址。1985年8月10日大会开幕，有来自二十多个省区的代表，26位省部长。西部省区都是副省长带队，中部的安徽省副省长杨纪珂、武汉市副市长王杰也带队而来。开幕当晚，在兰州市黄河剧场上演了专门为大会排演的《西部之声》音乐舞蹈晚会，东道主盛情迎宾。
会议开了十天，讨论颇有成果。但是，西部领导还是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大会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影响中央决策的效果。沿海发展势头正好，在全国这盘棋上，显然是先发展东部，再西部。这天傍晚，西部省区领导建议召开大会主席团会议，他们有话要说。丁望却找不到秘书组组长杨利川了。原来，十几个年轻人散步至中山铁桥，水性好的杨利川和前不久刚游过拉萨河的体改所的白南风便下了水。杨利川说，一下去才发现，黄河水可不简单，表面不急，其实有漩涡，冲击力特大，原以为在岸边游两下，可是一下子就被冲下去了，好像能看到对岸，实际很远。就像卒子过河，不能回头了。游到对面是个大堤，没有抓手上不去。这边杨利川还在黄河里，趴在管子上试探办法时，那边，急得找不着人的丁望让吕立勤做记录，听着西部省领导的“发难”。他们觉着经济日报把大家的胃口吊起来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无独有偶，北京来的新闻界人士带头，在饭店楼顶跳舞，扯着嗓子唱歌，虽然电梯工爱看，把电梯索性停在顶层不走了，但还是犯了人家的规，被人告到北京，说北京来的年轻人有伤风化。而在北京的一些人看来，兰州大会，似乎旨在集合西部省区为要政策向上面施加压力。安岗和丁望两面受过。然而，即使在当时，参会的人其实都能意识到这次会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所的邹蓝（29岁），兰州会成了他的人生转折：从西洋到西部。这个无锡人，偏好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边塞意境。1983年就独自一人一路向西，走大同，呼和浩特，银川，青铜峡，兰州，西宁，湟源，青海湖北岸的海晏……写西北行旅日记。他因征文入选，被约写有关国外贫困地区开发的政策措施报告，参与筹备组，征文评选组，主报告起草组。他说自己“不时地在会场和后场来回窜。”此后，邹蓝人生的很多笔墨都落在了西部，像《西部开放：非边境省区的抉择》、《巨人的跛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发展研究》，《西部与西部人》，当他听有人说中国可以干脆放弃西部贫困国土时，气得像是在抗日时期遇上了汉奸。对于兰州大会，他认为那是对中青年学术实力的检验，把全国人才打通了，各地情况分享了。
西部不是西部人的西部，是中国人的西部。参会者不乏东部人，比如上海的陈乐波，从此也与西部帮结了缘。他说，兰州会就是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从早开到晚，回到房间还在吵。面对实际，刺激着新想法往外冒。人们求知若渴，求友若渴。大家的目标、激情、感情融合起来了。兰州会议的成果，最后凝固成《趋势与对策—中国西部开发》一书出版。
兰州会后，关注西部的青年学者就自动组成了西部组，有甘肃的李黑虎、时正新、周述实；贵州的龙隆、王干梅、王永庆、周造阳；云南的潘丹柯、和宁、林沧、邓超；内蒙的郭凡生、曹征海、张太平、潘照东；广西的袁绪程、新疆的尹筑光、于向东；重庆的周天豹、廖元和、何国梅等等。他们做了许多深入的调查研究。比如，1987年，在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等地进行大规模乡镇企业调查，之后结集出版《希望之光：在中国西部的乡土上》。扉言上有两行字赫然入目：“谨以此书纪念我们西部组敬爱的兄长，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周天豹同志”，西部和死亡连在一起，增添了悲壮感，也把西部组弟兄间的情谊重重地砸实。
1987年12月，贵州、上海两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邀请东西部九个省区80多位代表参加在贵阳举办的“发展问题—东西部中青年学术对话”。发展为什么？为什么要发展？是这次讨论的基本问题。代表中有上海科学院的陈敏之、天津南开大学的常修泽、内蒙古的郭凡生、体改所的刘历鲁、社科院的邹蓝、广西社科院的袁绪程。期间省委书记胡锦涛、副书记刘正威分别约见了部分青年，听取他们对西部和贵州发展的意见。贵州省副省长刘玉林、团省委书记叶小文也参加了对话。体改所副所长王小强为对话活动形成的论文集《困惑中的思考》写了序言，他写道：
“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关系不仅有现实意义，同时极有学术魅力。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世界上有发展经济学，给我们研究时代不少的帮助。但要真正使中国发展起来，似乎还要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从实践上和学术探索中找出一条更贴切的更符合我国实际的自己的路。中国要有自己的发展经济学，这是我们的信念。
对话不在于热闹一场，在于通过交流诱发更深入的思索，更艰苦的劳动。我们立志于落后中国的振兴，立志于落后地区的振兴，愿意为这一事业的推进铺路。”
为了在北京整合西部研究力量，1987年郭凡生从内蒙被调进体改委体改所，得到了三个户口，80平米房子，副研究员职称。他至今感叹：“这是1987年啊！”1988年，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共同组建的中国西部开发研究中心成立了。中信国际所副所长朱嘉明（37岁）任主任，郭凡生、冯宛平（35岁）任副主任，田广任秘书长。在北京出生长大的朱嘉明也是有西部情结的人。在“文革”中数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有三十余人自愿组合去了西藏，朱嘉明就在其列。今天的中国南极考察科学家刘小汉也是其中一员。“过了日月山两眼泪汪汪”，对于西部的感情，是他在山上打石羊，在拉萨河游泳，为“翻身农奴”孩子理发，给麻风病人放电影的岁月中一天天建立起来的。西部中心的成立，把散落在各地的研究西部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支全国性队伍。他们戏称西部帮，彼此以武侠小说中的地域分派：点苍派、苗疆派、峨嵋派、少林派、华山派、祁连派、昆仑派，天山派、阴山派、水路英雄、大内高手等等。其中的西部军工小组，致力于“三线”军工企业民营化的研究，推动了军转民的历史进程。还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众多和西部事业相关的人中，有一个人在90年代只身前往西藏，担任林芝地区行署专员，他就是张木生（1948—）。
1988年初，西部中心和新疆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开始在新疆建立我国西部与民族地区发展、改革与开放综合研究试验区的方案设计。参加的30多人中，有汉族、哈萨克、彝族、白族、苗族；有新疆人、北京人、河南人、内蒙人、甘肃人、云南人、贵州人。在新疆团体中，有后来担任湘火炬董事长和鼎鑫国际资本董事长的聂新勇（1955—），有一度在股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德隆集团的唐家兄弟。他们一起在山上体验飞行滑翔的冒险和刺激。民国时期担任过吐鲁番县长的曾问吾先生在《中国经营西域史》记载，面对沿海被日寇封锁，他提议开通甘肃、新疆交通，沟通中苏经济发展。谁能想到，即使在半个世纪以后的和平年代，这些想法再次启迪着年轻人关于向西开放的构想。
这次新疆调研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中国必须向西部开放的共识。而新疆是向西开放的桥头堡。这年夏天，西部中心和中信国际所，组织了从喀什经塔什库尔干的红其拉甫口岸出境到巴基斯坦的实地考察，论证中巴国际公路和巴基斯坦在中国西部开放战略中的作用。这在当时，不仅需要想象力，而且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资源。遗憾的是，原计划从喀什到卡拉奇的路线中断于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
与此同时，中信和新疆自治区组成联合代表团去西亚六国考察，首站是巴基斯坦。这是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充满活力的代表团。除了官方活动，他们会在卡拉奇街头和当地的孩子打街球，和耍蛇人攀谈。7月17日，西部考察团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第二天，伊朗在经历了数年两伊战争后接受停火决议。他们历史性地成为了停火前的最后一个外国代表团，停火后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在里海边，他们试图抽中东人的水烟斗，高歌西北风。谁见过这样的代表团。之后他们认真考察了土耳其、科威特、阿联酋。回到北京后，他们完成的研究报告就叫：《中国西部必须向西开放》。《世界经济导报》报道“中信和新疆赴西亚考察团得出结论中国还必须向西开放”，“这对加速西部建设，缩小事实上加剧的东西差距，使中国经济走向西亚以至非洲，都是极为重要的。”1988年12月下旬，以中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1916-2005）和新疆党委书记宋汉良（1934-2000）的名义，将研究报告呈送赵紫阳和邓小平。据说，邓小平在1989年1月对报告作了批复。虽然其中的建议没能当即付诸实施，但是它事实上促成了90年代初期中国对周边国家边贸的全面开放。
1988年那个夏秋，是个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调研报告：《由半封闭运行转向全方位开放--新疆开放边境贸易的研究报告》（邹蓝、郝振宇、潘照东执笔）、《霍城对外开放试验区方案的说明》（邹蓝、彭纯、王红雨执笔）、《对建立塔什库尔干一喀什贸易、旅游区（带）方案的说明》（郝震宇、郭凡生、邹蓝执笔》，汇集22份研究报告，集成《中国西部：发展、改革、开放的新抉择》一书出版。课题组向新疆党政领导汇报时，那是个热烈的阵势：他们汇报了两天，常委在主会场听，厅局级以上干部在两个分会场听。邹蓝曾经记录过这样的场景：
“1988年7月末的一个繁星密布的夜晚，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南昌路，妖魔山北麓自治区农科院交流中心刚收割过的实验田里，燃着一堆熊熊篝火，一群青年人的脸被火烤得通红，几瓶酒，几只西瓜，喧腾的笑语，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获得自治区党政领导宋汉良、铁木尔·达瓦买提的高度评价。若能预卜此课题“中国西部：改革开放的新抉择”凝成的对西开放思路在五个月后会获得小平同志以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总书记的赞赏，说不定这场欢聚，真会变成狂欢呢。”
他还写下“我们来，我们看见，我们被征服”，真浪漫，真豪迈！
不能忘记，最先提出西部开放具体建议的是两个青年，一位是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顾为群，他曾在七十年代留学英国；一位是社科院世经所的黄方毅，黄炎培之子。他们在1984年就撰文建议在西部修三条铁路：从乌鲁木齐向西，在苏联的捷克利与苏联铁路网汇合：从库尔勒向西南，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与巴基斯坦铁路汇合；从拉萨向南，在印度的库奇──比哈尔与印度和孟加拉的铁路网汇合，把中国西部一个半封闭的地区变成一个全方位开放地区。他们第一次在中国呼吁，从印度洋出口，比太平洋近。1986年5月朱嘉明在哈佛参加钱颖一等人主持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时，与几位台湾留学生不期而遇，他们对欧亚大陆桥有过系统研究，有一位的父亲曾是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主任。在历史上，当十三世纪成吉思汗雄霸欧亚时，丝绸之路丧失了。铁路兴起后，沙皇占领中亚依靠的是铁路。中国的西部开放，也必须和欧亚铁路联系在一起。要“造血”，要借他山之石。当国家没有足够投入时，西部必须利用地缘优势向西开放。1988年6月12日，朱嘉明对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作了一个关于西部问题的深入谈话。他比较中国和美国的西部开发，我们“必须面对三个问题：传统问题、民族问题、邻国问题。”“美国西部的顶端是太平洋，我们的顶端是众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是走向大海，我们是走向另外一个世界。”他和西部中心的朋友们构想为西部开发成立一个专门金融机构——西部开发银行，并把这个想法跟西部省区有关人士交流，得到了积极反馈，各省都乐意作发起人。回过头来看，这个构想至今仍有意义。
他们已经意识到仅仅提出方案、提出构想是不够的，必须帮助西部解决实际问题。对新疆而言，最现成的资源就是葡萄、哈蜜瓜和各种水果。在当时，需求量最大的是中国香港，而运输落后的局面使新疆的水果运不出去。于是，他们安排香港律师会会长，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罗德丞（1935—2006）去新疆考察。他是香港人中第一个关注新疆的先驱。1987年10月，宋汉良和人民政府黄宝璋主席接见了罗德丞。在会上，罗德丞和朱嘉明就他们初步探讨的飞艇运输计划作了汇报，引起宋汉良这位石油专家出身的自治区党委书记抑制不住的喜悦，连声说：“好，好，好！”接下来，便进入了非常规范的可行性研究阶段。想一想，如果这个飞艇运水果计划实现了，将是多有意思的景象啊！
1989年3月31日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和西部中心又组织了一次“发展问题——中国东西部理论工作者对话会”。郭凡生代表西部中心提出一系列设想：把西部开放加到全国战略中去；实行“贸易为主、产业联动、分步实施、促进开发”；在南疆和云南德洪建立试验性自由贸易区，试验成功，逐步推广。半个月后的1989年4月中旬，朱嘉明带队又出发了。这一次，是去云南畹丁考察。他们设想中国西部有两个走向印度洋的出口，一个从新疆经巴基斯坦，一个从云南经缅甸。可惜这份由冯宛平主持起草的考察报告，还没有来得及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段历史就被中断了。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这样评价80年代的西部研究。他说，“它廓清了问题的边界，以后的研究再也没有超出去那个范围。在政策上推动了边贸。西部帮是有强烈责任感的群体，西部中心有向心力。虽然它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大家的联谊关系始终在，而且更加紧密。可以说，它是80年代各种民间团体持续时间最长的。”
进入21世纪曾有过一场经济学家的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讨论。而早在20年前，事实上就已经有过围绕西部关于“后发优势”的争论。虽然朱嘉明说，有很多遗憾、有很多伤心、有很多自豪，西部开发这个未竟的事业持久地萦绕着；虽然如今他们都是五六十岁的人，然而，毕竟西部帮奏起过关于西部开发的畅想曲。当和他们交谈时，还是被他们的激情、理想、梦想所感染，还是感到他们的言语、文字和行动力的强烈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