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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时间:2016-11-11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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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张维迎与林毅夫今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展开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张维迎在发言中指出,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创新的不可预见性。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激励机制的扭曲,通俗地讲,就是人的无知和无耻,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题目: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与林毅夫辩


正文:


首先澄清两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是关于产业政策的含义。我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其手段包括市场准入限制、投资规模控制、信贷资金配给、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土地价格优惠等。


这里的关键词是“私人产品”和“选择性干预”。政府在公共产品上的投资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对什么是公共产品,经济学家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如统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产业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减免属于产业政策。专利保护是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产业政策。地区政策也不属于产业政策,尽管经常与产业政策伴随。


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第二个是目标模式和改革过程的区别。林毅夫经常把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路径混淆在一起。在他看来,主张市场主导、赞同新自由主义就是主张“休克疗法”,主张渐进主义改革等同于政府主导。所以他把“休克疗法”的恶名戴在新自由主义头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在林毅夫眼里,我大概属于“新自由主义者”,这一点我不会否认,尽管我更愿意称自己为“古典自由主义者”。但我也是改革的渐进主义者。1984年春我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就是一个渐进主义的改革思路(林毅夫也经常强调双轨制的渐进性质);1993年我和易纲合写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一文,分析为什么渐进改革在中国是一种必然;2008年我也写过渐进改革的文章。我的渐进主义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它不仅与我的自由市场理论不矛盾,而且正是我的自由市场理论的延伸。


事实上,绝大部分古典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是不赞同“休克疗法”的。因为,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制度是自发演化的结果,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演化一定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尽管我不赞成休克疗法,但我觉得林毅夫对前苏联国家改革路径的否定还是太武断了。他完全忽视苏联1990年前的历史事实,没有认识到实行了70年计划经济的苏联和只有20多年计划经济的中国相比,改革的初始条件有很大不同。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选择休克疗法,叶利钦时期的改革更像是抢救式治疗,因为叶利钦主政前,苏联已经休克了,已经没有走渐进改革的可能。


历史不是一块白板,我不认为一个模式可以适用于所国家。


下面,我讲五个点:第一点,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第二点,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第三点,外部性和协调失灵不构成产业政策的正当性理由;第四点,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第五点,林毅夫“增长甄别法” 的谬误。


我和林毅夫关于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分歧,其实是有关市场理论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演化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它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反过来,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所谓的“市场失灵”,包括外部性导致的市场失灵,不完全竞争导致的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


林毅夫所有的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的。这一点他自己也不否认。针对剑桥学者张夏准说他“太忠实于新古典经济学”,“不能把自己从新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批评,林毅夫辩护道:“新古典经济学针对这一切来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个制约因素。它很灵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动态性和协调失灵这些让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判断政府是否过于偏离比较优势产业。没有前者,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缺乏应有的智慧去抓住发展优势产业机遇,并为可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奠定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后者,如历史记录所强调的,政府可能会犯下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新结构经济学》第130页。 )


显然,在林毅夫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简直是万能的灵丹妙药,既能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告诉政府不能做什么!


我不理解的是,一方面,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他又公开高调地批评别人“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别人信奉新古典理论是“照搬”,他自己信奉新古典理论就是“创新”?为什么新古典理论在他手里是战无不胜的“神器”,在别人手里就变成了不堪一击的“神话”?我不理解林毅夫讲的“照搬”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看来,如果有谁在“照搬”的 话,他本人一定是其中之一。


我本人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评价没有林毅夫那么高,我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至少不像林毅夫说的那么好。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市场理论的失灵,不是市场本身的失灵。我认为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一个更好的分析范式。


根据米塞斯-哈耶克市场理论范式,市场是人类自愿合作的制度,是一个认知工具,市场竞争是人们发现和创造新的交易机会、新的合作机会的过程;市场最重要的特征是变化,而不是均衡。市场的有效性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恰恰相反,这些假设与市场竞争是不相容的。比如说,在新古典经济学里,最好的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但“完全竞争”与创新根本不相容,因为创新一定会导致竞争的不完全,甚至所谓的“垄断”;新古典经济学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根据米塞斯-哈耶克范式,市场的优越性正是来自不完全信息,因为市场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分工和专业化的价值就来自信息不对称。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观性,我们才需要市场。


新古典范式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的区别突出地表现在对企业家作用的认知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新古典的假设使得企业家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偏好给定、资源给定、技术给定,信息是完全的,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同等聪明,当然也就没有企业家的用武之地。


在米塞斯-哈耶克范式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过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和套利,市场才趋向均衡;正是企业家的创新,使得市场不断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由此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信奉新古典范式的经济学家有时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他们说的“企业家”不过是一个计算器:给定目标和手段,按照“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的规则计算出最优投入和产量。制定这样的决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机敏,不需要判断力。但对真正的企业家来说,想象力、机敏和判断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林毅夫有关产业政策的争论,与我们对企业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关。


我应该为新古典经济学说句公道话。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理论,容易误导我们对真实市场的理解,但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公共选择学派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发展出来的政府失灵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市场失败理论的谬误,从而使得市场失灵不再构成政府干预经济的充足理由。


林毅夫一方面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另一方面,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在他的理论里,政府官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


我为什么反对产业政策


我对产业政策的关注由来已久。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很受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团对日本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国内流行的观点至少有两点不切实际之处:一是对日本产业政策的作用估计过高;二是对其作用的方式估计错误。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错误的产业政策总会受到企业家的抵制。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尽管许多早期的研究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塑造为成功的典范,90年代之后有大量关日本产业政策更为详尽的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等人用翔实资料证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方面,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后,产业政策代替了计划指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正如刘鹤和杨伟民在《中国产业政策: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序言中讲到的:“计划就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计划,二者都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资源配置的干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我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先讲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新产业总是来自创新,历史证明:创新和新产业是不可预见的,这是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没有统计规律可循。创新的不确定性使得我们没有办法预见求索的结果并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我们既不知道目标在哪里,也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只能在不断的修正错误中前行。人们对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分析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能提前预测创新,那它就不是创新了!30年前没有人预见到今天的主导产业(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今天也预测不了30年后的事情。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即哈耶克讲的具有不同知识和不同见解的“众人的独立努力”,而不是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就是分散化决策优点:每个企业家按照自己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市场竞争决定成败:成功的创新带来利润,不断得到复制和扩散,成为新的增长点;失败的试验停止。


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即使有,也没有企业家那样的激励。专家也没有能力制定产业政策。专家不是企业家,他们也许有创新所必须的硬知识,但并没有创新所必须的软知识。靠企业家制定产业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为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创新通常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创业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领袖。许多辉煌的企业破产了,就是因为新的、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家的破坏性创新。


让我引用江小涓上世纪90年代的一项研究说明一下专家决策的问题。上世纪80 年代初期, 鉴于当时电风扇生产“ 一哄而上” 的局面, 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 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 专家们认为, 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 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然而实践证明, 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 电风扇的市场容量和生产规模不断迅速扩张, 80年代初中期的实际产销量与预测就有1倍以上的差异;到80年代后期, 电风扇的年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5000万台左右, 仅出口就达1000万台。在数年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 电风扇行业的组织结构也趋于合理, 生产集中于几个名牌企业集团, 但并不是原来设想的布局模式。江小涓总结说,这种使用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却没有得到“ 科学结论” 的情形, 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出现过。(江小涓《经济研究》1993年)


说到电风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讲过的他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国时他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全家每人一台,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以后能用上空调。


管理大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说: